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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社會學三巨頭Karl Marx（1818～1883）、Durkheim（1858～1917）、Weber（1864～1920）分別處於不同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階段，並從不同的側面剖析現代社會，從而得出不同的社會發展觀點。Marx身處歐洲工業化早期發展階段，工廠、雇傭制度尚未完善，其對於人性的全面異化，促使其主張唯有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才能解決資本主經濟秩序，所創造的深層社會矛盾；Durkheim與Weber，二人雖處於較為相近的工業發展年代，相較於Weber面對（工具）理性日益擴張、「除魅 」（disenchantment）後的現代社會，神聖與世俗界線打破、傳統道德秩序解組，新社會秩序仍未有效建立，存在道德真空現象，使得個體喪失行動的價值基礎，Weber悲觀的慨歎「專家沒有靈魂 ，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Durkheim則顯得相對樂觀，相信憑藉著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精神，仍足以逐步建構現代社會團結與秩序的共同價值體系。

　　為了更充分把握《原始分類》（1903）的內涵，必需先行理解Durkheim總體的思想軌跡。《原始分類》（1903）繼承《社會分工論》（1893）、《社會學研究方法論》（1895）、《自殺論》（1897）的社會本體論思想與社會關懷，Durkheim首先藉由現代社會存在的社會現象「分工」、「自殺」，論證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對象「社會事實」（social facts），其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生物學、心理學方法的先驗性解釋，「社會事實」僅能由「社會事實」進行解釋。

　　《自殺論》特別以被視為最具有個人屬性的「自殺」行為，論證其所具有的社會根源，其蒐集歐洲各國自殺的數據與人口比例，發現在社會整合強度不同的社會，存在不同的自殺類型，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存在個體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集體意識對於個人的束縛較弱；反之，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 Suicide）則存在集體連帶感較強的社會，特別是前現代社會，個體同質性較高，共同遵循集體的價值規範，此種社會性質的「自殺」行為，則是種義務。然而，無論是利己型或者利他型自殺，都無法逃離該社會屬性的支配，Durkheim從而排除氣候、遺傳、種族、地理、個人心理等歸因，開創並確立社會學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分析視角。

　　《原始分類》雖不如《社會分工論》、《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四大鉅著廣為人知，卻是Durkheim跨足民族學材料，尋求更具普遍性的社會理論，並奠定其作為社會學與人類學共同精神導師之作；另一方面，《原始分類》對於土著社會，圖騰制度的分析，予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先行的理論基礎，並衍伸出重建現代道德共同體的基本思路。

　　《原始分類》以人類最為基本的認知能力「分類」作為研究對象，其反對生物學、心理學將其視為人類與生俱來能力，如同附錄Rodney引用Senden所言「當一個天生的盲人，手術後復明，他直接看到的，並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這個現象世界。相反，他看到的只是令他心煩意亂雜亂無章的形式與色彩….唯有通過鍥而不捨的勤奮苦練，才能夠學會對對象進行區別和分類，並領會諸如＂空間＂、＂形狀＂這些詞彙的意義」。

　　上述所言，即是《原始分類》對於「分類」能力及其內涵，皆是社會建構的基本立場，在未經社會力量涉入之處，眼前所及是一片混沌的現象世界，個人的心理認知能力，並不足以產生認識的可能。

　　那麼人類初始的「分類」為何？既然「分類」並非自然的產物，那麼社會建構「分類」的動力為何？《原始分類》首先定義「分類」，是指人們把事物、事件以及有關世界的事實劃分成「類」和「種」，使之各有歸屬，並確定它們的包含關係或排斥關係的過程。表示土著與現代科學相同，皆存在對於秩序、事物間內在聯繫、知性的共同追求。

　　《原始分類》以澳洲部落、美洲蘇人與祖尼人、中國傳統分類體系為例，說明人類「分類」邏輯的共同起源。澳洲部落被Durkheim視為存在最單純的分類範式，並在其古典演化論的預設下，可視為人類思維邏輯演化的共同基礎；《原始分類》發現澳洲部落存在最為整體性的分類系統，即是將宇宙所有事物，分別劃分進澳洲部落內部所屬的兩個胞族，而從屬於胞族之下的氏族，又再行劃分各氏族所屬的事物。

　　澳洲部落對於事物的分類，再現了人的分類，胞族與氏族，即是最為初始的「屬」與「種」範疇，彼此具有從屬關係；原初的範疇，即是社會的範疇、事物間的關係，則反應著社會關係，對於邏輯的理解，並須從社會結構中去尋求認識。

　　原始社會個體尚未高度分化，個體意識並未凌駕於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之上，個別成員皆共享氏族圖騰，具有共同的命名與屬性，但圖騰及分屬氏族的事物，並非純然的任意性，如鱷魚圖騰氏族，氏族內部成員皆將自身視為人且又是鱷魚，具有兇猛的性質。

　　圖騰制度所代表的胞族、姻族、氏族分類，反映著部落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此種分類原則的重要性在於，其以拓展至社會生活的各領域，並且對於原始人的心靈，構成強大的強制作用，如構成圖騰、隸屬於該氏族的事物，成為氏族可食與不可食的邊界、儀式使用的器物，必須是分屬於該族的事物，舉行儀式的成員，必須是該族人、對夢的解釋、對原因的確認、對責任的歸屬（p.16），都根源於圖騰制度所反映的人群分類，意即「事物的分類，再現人的分類」。

　　圖騰制度，使得氏族內部的成員，共享著相同的集體意識、行為規範，並在儀式舉行的過程中，被強化，成為社會團結的基礎，意即Durkheim《社會分工論》所提及的機械團結（mechancial solidarity）所仰賴的社會秩序。

　　《原始分類》藉由澳洲部落氏族社會的特性，論證最為初始的分類範疇，即是以胞族、氏族社會的社會關係作分類基礎；爾後，伴隨著人群規模的擴大，擴展了建構「空間」範疇的社會需要，而其又是以氏族分類作為基礎，「氏族」分類較「空間」分類更為古老，祖尼社會將空間劃分為東、南、西、北、上、中、下七個方位，每個區域對應著三個氏族，並賦予各方位不同的社會功能、特有的顏色，使得事物各有所屬，祖尼社會中的空間，皆是定向的氏族；《原始分類》為證明「氏族」分類與「空間」分類之間的歷史延續性，以蘇人作為澳洲體系與祖尼人之間的過渡，藉以構築人類邏輯發展演進史。

　　《原始分類》最後再以中國獨特分類體系，說明「分類」的社會起源，及其所具有的強制性作用，說明即便是在較為發達的文明古國，仍具有解釋效力。中國傳統分類雖與「氏族」為基礎的部落社會不同，但由於泰國、柬埔寨等中國周邊國家，亦使用此分類體系，因此其得以作為人類邏輯、範疇史的代表性樣本。

　　Durkheim觀察到中國羅盤將空間區分為八個方位，並賦予其金、木、水、火、土五行屬性。並進一步將「時間」範疇納入其中，四季對應著四方、每一方位在畫分成六，使得二十四方位對映著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還設計了天干、地支計時法，十二年對映著十二種動物，六十年為一循環，中國賦予「時間」範疇，不同性質的認識。而中國特殊的「時間」與「空間」分類範疇，成為風水原則、婚姻禁忌、占卜、吉凶禍福的判斷根源，且對於中國人心理產生深刻的影響力。

　　《原始分類》隱含的問題意識，雖仍是Durkheim為論證一切範疇、事物認識，皆起源於「社會」，為強化社會學解釋效力而作；然而，其在以「原始分類」作為論證對象時，仍對於原始社會的邏輯性質，給出了一個邏輯史意義的總結「原始分類最基本的特徵，所表達的完全是它們對社會感情的作用方式。決定事物分類方式的差異性與相似性，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情感而不是理智」(p.100)、「科學分類的歷史，就是社會情感的要素逐漸削弱，並且一步步地讓位於個體反思的歷史」（p.102）。

　　然而，《原始分類》僅是一篇長文，其雖為民族學、人類學開啟「分類」、「思維」的研究範疇，而其進一步對於「原始思維邏輯」的認識，仍有待其後的同為法國年鑑學派Lvy-Bruhl《土著如何思考》（1910）以及 Levi-Strauss更具方法論革新《野性的思維》（1962）加以完善。

其中尤以《野性的思維》對於原始思維研究的深化，使其得以擺脫Durkheim社會學認識論的侷限性。Levi-Strauss反對Durkheim延續Comte帶有古典演化論的傾向，將人類思維視為由簡單至複雜；神學、玄學（形上學）、科學三階段的發展過程；而主張「野性的思維」與「科學的思維」實是兩種平行、共存的，人類共同思維方式。如同Evens-Pritchard《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與魔法》（1937）所言，「當白蟻蛀蝕木頭，導致木頭砸傷人，原始人並非無法理解直接的因果關係；但他會同時想追問，為何是這個人被砸到？」，現代社會傾向於將其以統計學的「機率」概念加以搪塞，但原始人卻不止於此，仍想繼續探問原因，進而發展出許多帶有神祕性質的解釋。

　　《野性的思維》關注土著生活的日常領域，以及最能表現原始思維的巫術、神話、圖騰範疇，進一步理解「野性的思維」建立事物秩序的內在邏輯。Levi-Strauss同意Durkheim追尋「分類」邏輯作為理解原始思維的起點；現代科學觀下的理性思維，包含三大邏輯原則，同一律（A是A）、（不）矛盾律（A不能同時是A，又是非A）、排中律（A是A，或者非A），秉持著現代科學的理性思維，其具有將認識對象客體化的傾向，則會深感原始思維能力低落，總是將事物屬性相互混淆。

　　Levi-Strauss主張原始思維具有具體性、整體性、象徵性等思維特徵。具體性，並非意指原始人具備較差的概念化、理論化等抽象認知能力，而是其更為關注日常生活，感官經驗所即的事物，如原始人具備動植物豐富的山林知識，並有著細緻的觀察與分類能力，如對於同一株玉米，存在15種名稱、對於同一葉片，發展40、50種認識方式；整體性，原始人如同現代科學對於秩序的追求，並傾向於對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分門別類，把握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並賦予事物共同的內在秩序，遵循一致的宇宙觀；象徵性，原始人擅用符號化、隱喻的思維方法，創造物理、自然屬性之外的雙重解釋，如從鳥聲及其飛行的情況，判斷未來行動的吉凶。

　　野性的思維相較於現代科學思維邏輯，更為近似藝術直觀的、具有主體創造力的認識方式。以色彩分類為例，現代色彩學以色相、明度、彩度等自然、物理屬性作為分類指標，從而難以理解土著色彩分類的混亂，實則僅是兩者分類標準的差異，如土著以新鮮多汁與乾燥枯萎作為某種色彩的分類尺度。

　　《野性的思維》為原始人思維能力正名、反種族歧視發聲，其雖未直接提供現代社會道德秩序的基礎，但其所呈現的人類思維邏輯多樣性，仍可為現代社會高度傾向於自然科學式的科學觀，並將其應用於社會領域、經濟活動之中，所產生的異化、疏離現象，提供反思的基礎；《原始分類》提供《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思索宗教與社會團結聯繫的理論基礎，使得Durkheim仍堅信透過理性的社會建構，經由教育、宗教、法律等社會範疇，仍能持續的創造維繫現代社會秩序、社會團結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