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活著》（1994）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活著》（1993），富貴的苦難，小說版本較電影更為極端，但余華同時作為電影編劇，或許自有其視覺表現或者現實政治環境的理由。
活著的對立面，不是苦難，而是死亡。福貴早年嗜賭，家產全數敗光，父親被富貴活活氣死；母親因病去世；兒子有慶，意外被車撞死；女兒鳳霞，產後大量出血而亡。（小說中，富貴的苦難更具戲劇張力，父親不慎從糞缸上掉下摔死；母親因病死亡；兒子有慶，為縣長夫人獻血，抽血過多致死；女兒鳳霞，產後大量出血而亡；妻子家珍亦因病而亡；女婿二喜，被水泥板夾死；唯一的親人外孫苦根，也因吃太多豆子，撐死）
余華曾高度評論富貴的生死觀，「富貴，是我見過，最為尊重生命的人。他的遭遇，使其擁有比別人更多的理由求死，但他仍活著。」。
活著即是為了活著本身，而不是其他，若面臨威脅，必須傾全力抵抗死亡。富貴與春生在國共內戰戰場上，親眼目睹戰友老全中彈身亡、部隊殘兵集體凍死，兩人相視而言
「春生：咱們得活著回去
富貴：回去了得好好活」
苦難是人生的本質，活著即是高貴的情操。《活著》談的苦，近似於佛教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因此，「好死不如賴活著」、「阿Q精神勝利法」皆非富貴生的意志，「苦難」串聯起富貴整體的生命經驗，必須從歷經苦難，走向放下我執，明心見性，克服求死的衝動，戰勝死亡。
同情先於道德判斷。余華曾言，「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活著》故事始於1940年代，歷經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顛覆性的政治運動，善與惡之間的邊界，至此已失去恆常的判準，富貴努力適應「新中國」，建構起如何活，活得好的想像。
人民公社食堂的廣播聲，隱喻著集體精神作為社會秩序基礎的正當性。有慶於人民食堂中與其他小男孩產生衝突，對方家長指責有慶的行動是破壞秩序，違反秩序者，即是反革命份子。此言，旋即觸動富貴對於「正確活著」的想像，只能當眾打孩子，以此證明自身是集體秩序的捍衛者。
爾後，富貴為樹立積極參與集體事務的家庭形象，堅持讓有慶參加區長巡視活動，最後竟成了有慶死於意外之日。此前歷經龍二地主身分，被批鬥槍斃而亡；文革後，修正主義立場者遭受肅清，春生、鎮長成為走資派，春生太太自殺等事件。富貴作為家道中落的貧民百姓，僅能亦步亦趨的接受，自然秩序與人為秩序複雜交錯形成的命運安排；並在屢次道德失序、價值混亂中，重新理清活著的路。
鳳霞與二喜結婚當天，村民齊唱婚禮歌。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黨；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的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爾後，鳳霞生產時，死於被紅衛兵佔領，無醫師、無有效醫療資源的醫院。
《活著》以特殊的歷史時期，凸顯人生三元素「活著」、「苦難」、「死亡」，所共構的極端生命經驗，卻也是普遍的存在狀態；「文明」的發展進程，克服自然偶然性的「無常」時，現代社會亦創造不可悉數的人為「無常」，從而創造不同形式的苦難。
《活著》並未妄言該怎麼活、活得如何，才是好、苟且的活，還是為了價值而亡，只求在面對「無常」時，能夠同理的理解他人與自身的「無常」，並抽離於「無常」，獲取非樂觀，非悲觀，無執念的自在。
走讀日記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