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翅-傳統中國家庭的社會化過程》(1977年,宋和譯)是1940年代中國早期經典民族誌作品,最早於1944年以《金翼-一部家族的編年史》為名,於美國出版、1947~1948年則改以《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為名,於倫敦出版。
民族誌(Ethnography)組織人類學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第一手材料,呈現文化整體(holism)面貌,不僅是文化現象的簡單堆砌,其中貫穿著作者的文化預設與問題意識。文化元素無法抽離其社會文化脈絡、文化實踐者的生命而獨立存在,促成了社會科學獨特的民族誌研究範式,展現自然生態、社會結構、文化慣習、風俗儀式、親屬制度、人際互動、經濟模式等多元文化因素,所共同形塑的集體性格與個人的精神世界。
1940年代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開創者Malinowski,試圖將其方法應用於現代社會的研究,促成費孝通《江村經濟》的誕生;加之,當時燕京大學吳文藻致力於人類學、社會學中國化,發展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連結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經驗之間的缺口,《金翅》亦為此學術背景下的產物。
《金翅》是林耀華於1936、1937年於福建省閩江流域黃村,所進行的田野調查成果,描述辛亥革命至對日抗戰期間,該地黃東林與張芬洲兩大家族的興衰史,並以小說形式,連結整體社會文化現象。
民族誌小說,不同於作為文學文類的小說,在於其目的的差異,民族誌以解釋社會文化現象為己任,文學小說雖亦存在深刻的社會反思、人性洞察,卻更多的蘊含著創作者的美學目的;另一方面,亦由於民族誌與文學形式的親緣性,使之成為最有「情」的社會科學,得以在宏大的社會理論下,窺見個體的演繹,進而深刻的把握個人的精神世界,如同邁克爾.赫茲菲爾德( Michael Herzfeld)所言,「人類學家,用全部身心去感知他者的世界」。
林耀華深受Radcliffe Brown結構功能學派影響,《金翅》章節安排的結構,反映著中國東南鄉村農業制度、商業發展進程、航運技術、法律、婚喪禮儀、民俗節慶、宗族與家族關係、教育、宗教信仰等社會文化結構,可視為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縮影;不同層面的觀察者,皆可在特定章節中,獲取深化分析中國宗族制度下的社會、文化議題。
另一方面,林耀華同時意識到在錯綜複雜的人際網絡之間,個體亦具有能動性,因此特意比較黃家與張家的家族生命史變化,來說明現代化進程下,個人如何在傳統與現代思維結構之間的取捨、融合間,形塑不同的適應性策略與變遷途徑。
《金翅》存在三次的結構性轉折,一、以風水為名,黃東林「金翼之家」與姊夫張芬洲「龍吐珠」,象徵著中國傳統宗族制度下的農村生活;二、黃東林與張芬洲,於湖口鎮共同經營酒、花生、藥品等買賣的初步商業活動;三、國家與世界市場,參與福州商業與船運公司的營運。
無論是外因或者內因所造成的結構性轉折,往往不是個人得以左右的力量,個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彈性,則成為影響個人命運的關鍵。《金翅》特意比較黃東林與張芬洲的個人生命史,藉以在風水擺佈個人運勢之說下,另闢人際關係網絡,進行「除魅」(Disenchantment )的社會學解釋。
在中國傳統「差序格局」下的人際網絡,個人皆以「己」為中心,層層由近向遠,界定遠近親疏關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即是兩張複雜的人際網絡關係的交疊。林耀華以一綑竹子做為譬喻,當某事件造成某人的離開,打破既存的平衡,造成原先穩定關係的震盪,直至新的調適過程結束,將不平衡轉為新的平衡;無論是個人命運或者社會文化變遷,皆可在平衡與不平衡之間的擺盪過程中,尋求成功或者衰敗的因果解釋。
黃東林在母親與大哥東明的言語刺激下,為躲避家中高壓氛圍,率先離開農村,向城鎮尋求其他的謀生之道,加之其擅於觀察客戶的需求,使其逐步拓展生意,創業發展自身的經營系統。經商所需的冒險、積極進取、信用契約、人際交往、用人識才、經營管理等能力,皆形塑黃東林趨近於西方所描述的現代性格。另一方面,黃東林作為走向城鎮的黃家第一代,兼具宗族制度下的觀念世界,如大哥東明過世後,不選擇分家,照顧大嫂林氏、兩名姪兒;選擇新局時,姊夫張芬洲逕自佔據「龍吐珠」風水宅第,礙於晚輩身分,而不能置喙;為兒子選擇婚配對象等,因此產生不完全相同於西方現代性所描述的個人主義特徵。
中國傳統宗族制度與現代性之間,同時存在調適與衝突的潛能。比較林耀華《金翅》所描述的福建宗族,此強大的宗族團結力量所形塑的「東南模式」,使之面對世界市場競爭時,不致於迅即頹敗;反之,費孝通《江村經濟》所描繪江南農村及其蠶桑副業,卻在世界工業化進程中,走向衰敗的「江南模式」。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作為現代性的場域,市場經濟作為主要的支配力量,異於以親屬關係、宗族規範、農村性別分工為基礎的互動模式。以東林三媳婦素忱為例,其為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雖被女權主義者,視為獨立自主、思想自由等進步的象徵;但其難以接受農村勞務、早起、絕對服從長輩等生活慣習,使其與大嫂、二嫂之間存在嫌隙,影響著宗族家庭間的團結。
因此,「傳統」與「現代」並非涇渭分明的純然斷裂,《金翅》所描述的地方知識與本土範疇,協助理解宗族制度過渡到鄉鎮上各行業的人際關係、宿命論過渡到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之間,「傳統」與「現代」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機制之間的連結。
現代化被視為「還俗」的過程,人類得以擺脫神性,得以全然的仰賴理性,樹立自身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尺度。《金翅》詳細的描述中國傳統婚喪等生命階段的禮俗、農村節慶等儀式,其中賦予個人精神世界的深層文化結構、協助個人重整階段性變化的混亂狀態,使之得以有效的社會化、維繫人際秩序、促進社會團結等功能。
民族誌即在於透過全面性的展演社會文化,賦予環環相扣的文化多樣性意義,提供系統性的社會文化解釋、詮釋;在作者深刻的反思自身的文化預設、琢磨認識論與方法論、組織紛繁的社會文化現象,逼近文化群體的精神世界、人性的弱點。因此,民族誌對於個人而言是一個自省的明鏡,亦是理解「他者」的線索;對於社會而言,則提供社會發展道路的多維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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