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讀後感－k123chuchu的部落格

Tawney《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1926）其中繼承著Weber《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1906）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觀點；另一方面，Tawney身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成員，使得《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更為深層的分析，16世紀西歐宗教改革的政治經濟背景，及其對於宗教思想變遷的互動關係。

　　Weber系列的宗教社會學成果，開啟世界宗教價值觀與經濟倫理比較的先河，經濟－文化的研究向度，補足政治經濟學唯物主義的分析取徑，並試圖理解何以「資本主義精神」僅在產生於西歐，而非盛行儒教與道教的中國、佛教與印度教的印度？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則首先界定何謂「資本主義精神」，並以其作為日後比較宗教經濟倫理觀的基礎。「資本主義精神」並非貪婪的、無窮的獲利、賺取財富的慾望，此種非理性的衝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已存在；Weber則是更為仔細的審視16世紀宗教改革後，德國馬丁路德、日內瓦加爾文等新教教派，所提出的宗教主張，對於經濟倫理的影響，進而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價值觀。

　　新教的產生，根源於天主教會的腐敗與工商社會的興起，天主教會與傳教士壟斷著宗教知識，並以此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1560年代馬丁路德主張「因信稱義」，即個人可直接閱讀聖經，而無須透過教會、神職人員，即得以與上帝溝通。而為了讓新教徒得以繞開權威，直接閱讀經典，路德積極投入教育，此啟蒙了個人的理性與思辯能力。

　　另一方面，新教將「天職」、「預選說」的觀念與世俗的工作倫理相結合，讓此前強調削弱個人物質欲望、苦行的禁慾主義，轉而成為較為積極的世俗禁慾主義。新教主張個人應將上帝賦予每個人的「天職」，落實於世俗社會的職業之中，個人應當節制、勤勉、誠實的工作，即可榮耀上帝，並成為選民。

　　因此，「資本主義精神」發展之初所具有的宗教情操、理性主義，使之成為現代性產生的根源；又因商業社會運行所具有的攫取個人財富的傾向，使得「資本主義精神」內部存在「宗教道德規範」與「貪婪獲利」的雙重制約機制。

　　新教倫理詮釋下的「資本主義」異於此前重商主義式的零和貿易與商業觀念，此更為關注合理性的商業規範。於個人而言，需勤儉、節制消費，積累資本、克忠職守；於制度而言，應發展出現代法律、科層組織，進而建構「理性」為基礎的現代化社會。

　　然而，伴隨著現代社會專業分工，造就物質文明空前發展，消費社會的形成，愈加凸顯資本社會的內在矛盾，凱恩斯曾提出「節儉的矛盾」學說，論證個人的節儉，卻會造成整體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導致集體的財富縮減。

　　資本社會需仰賴大量不間斷的消費，才得以持續的運作，從而導致物質與精神生活之間的失衡；因此，「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脫離其價值、宗教倫理的「實質理性」、「價值理性」的基礎，成為純粹的技術、法律規範、獲取財富的「形式理性」、「工具理性」。

　　就此Weber悲觀的預言，資本社會將成為「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自己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將「經濟人」描述為極端個人主義的利己傾向，並將其視為資本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與普世價值，卻忽略從歷史的角度，考察資本社會發展動力的精神根源及其變遷過程。

　　Tawney從Weber宗教、精神文化的向度分析資本主義獲得啟發，《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並更為聚焦的觀察「利潤」、「利息、「濟貧」等觀念的變遷，及其所存在的政治經濟背景，進而避免唯心的宗教決定論或者唯物的經濟決定論的片面性。

　　中世紀天主教譴責高利貸、利潤，視其為危害社會秩序之源，然而，面對著工商社會、城市生活的興起，滿足金融需求成為商業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新教的產生及其可否成為有效的適應時代的信仰，除了解決天主教內部權力氾濫與腐敗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需對於工商社會的商業範疇與傳統宗教規範有所牴觸之處，提出嶄新的詮釋。

　　路德、加爾文等新教教派，皆承認「合理的」利息與利潤的正當性，如同地主收取地租般合理；債權人、事業經營者，皆承擔著相應的經濟風險，有何理由駁斥努力積攢財富，借貸於人，或者辛勤工作，獲取相應利潤的正當性？因此，加爾文主張，關鍵的爭議不在於「利息」、「利潤」是否被允許，更為本質的概念，則是否符合「公平」、「公正」。

　　新教強調個人勤勉、敬業致富的社會理論，使其不再如傳統天主教將富裕視為不仁的觀點；富有是個人節約、勤奮工作的象徵，並非是以他人的不幸作為代價。

　　加爾文心中的理想社會（p105），「人類以嚴肅認真來尋求財富的社會，避免縱慾與鋪張，人類清醒的認識到他們既要通過艱辛的勞動，培養自己的品質，又要把自己獻身於上帝認可的事業。」

　　自此，新教建構「勤勉」與「致富」／「懶惰」與「貧窮」，兩組二元對立的概念範疇，影響傳統天主教對於無差別「濟貧」的觀點。新教主張，無差別的濟貧是偽善的，其將鼓勵人們懶散、無所事事，將「貧窮」視為個人選擇的結果，而非結構性的困境。

　　仔細審視新教對於「利潤」、「利息」、「濟貧」的觀點，其並未否認「公平」、「公正」作為社會規範的最終價值判準的根源；因此，雖然新教的社會哲學，促進個人主義的發展，卻並未是完全脫離社會義務的極端利己個人主義，而僅是強調提升個人修為的道德性基礎。

　　然而，現實的層面而言，新教獲得支持的群眾基礎，來自於新興的商人資產階級，以及為擺脫超國家的天主教教廷，對於各國國內事務干預的國王、地方諸侯等；而此多元的利益群體，皆從自身的需求出發，從新教的主張中，選取符合各自利益的成分，作為合理化自身行動的理論基礎。

　　如「合理」的「利潤」、「利息」，其中何謂「合理」？其本身即具有爭議性，伴隨著不同的社會哲學，存在多元的詮釋空間；而反對「濟貧」觀念，發展至極端，則將個人的工作動機，假定為生存目的，因此工業資本家，必須將工人的薪資水平設於僅足夠溫飽，否則將可能促成懶漢，而忽略工作成就感，對於工作效率的積極作用。

　　Tawney、Weber追本溯源的展開現代經濟秩序的精神根源，「資本主義精神」發展至今，雖已逐漸脫離新教的宗教情操；而後進國家，為快速積累資本、提升物質生活水平，專注於技術、金融制度、商業規範的仿效，而忽略背後潛藏的價值體系，對於整體社會文化的結構性影響。

　　西方社會則在自省的過程中，將富含現代理性精神的宗教情操，鎔鑄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中的深層價值觀，並透過制度設計，使之成為政治經濟結構，形塑著經濟社會秩序。

　　然而，伴隨著不同國家的發展條件，存在多元的發展脈絡，各國兼具現代資本主義文化與傳統文化，面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困境，需進一步對根本性的文化預設進行反思，才得以創造結構性的變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