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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文化大論辯》全書分為兩部分，前半部歸納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等研究傳統下，六大類型文化研究分析取徑；後半部則直指當代文化失序的精神根源，關注三大問題，現代性所形塑的文化秩序根源、世俗理性可以肩負起創造文化秩序的責任嗎？未來社會，道德秩序得以重建，或者瓦解？

　　《當代文化大論辯》可同時滿足「文化」知識、理論與實務兩大層面需求的讀者。而本篇讀後感，著墨於後半部，關於文化實踐議題的分享。

　　《當代文化大論辯》的「當代文化」意指西方自18世紀工業革命後，結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所形塑的現代性及其所衍生的生活型態、價值體系。然而，經濟全球化與西方強勢文化的作用下，使得西方文化逐漸擴展成為世界文化，已成為非西方國家所共享的文化；因此，《當代文化大辯論》提出對於現代社會文化秩序的深層反思，亦適用於非西方國家。

　　西方對於資本社會文化反思的基礎，受韋伯影響甚鉅，《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解釋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根源。西方得以率先世界發展工業革命，其發展動力存在多因的解釋，如Karl Polanyi《鉅變》所持的制度論主張，確立私有產權，並將土地、貨幣、勞動力等視為生產要素，全面商品化，猶如一般商品可供買賣，逐步將市場經濟原則體制化；又如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將歷史發展進程，視為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決定，資本社會中的勞資關係，決定資本社會的性質。

　　韋伯則超越僅從經濟領域解釋資本社會文化，而追尋至西方資本主義萌芽之初的發展脈絡，理解西方傳統道德秩序與現代資本社會性質轉折的根源。喀爾文新教徒預選說，將現世的努力視為榮耀上帝、未來得以成為選民的手段，因此崇尚克己、勤奮、節儉的生活哲學與工作倫理，而此觀念應用至經濟領域，亦為積累資本、投資創造條件。

　　然而，伴隨著資本社會發展，生產力巨幅增長，為維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持續運作，無限制的生產與消費成為首要經濟發展觀；消費主義原則下，各式行銷、廣告策略，致力於挖掘個體深層的潛在需求、解放個體無窮欲望的消費觀，與傳統新教徒節約的生活哲學相矛盾。資本社會在自身的發展歷程中，逐漸發展出世俗化的價值體系，追求財富取代榮耀上帝，成為目的本身；而消費主義所助長的享樂文化，也逐漸影響克忠職守、敬業的工作倫理。

　　資本社會的發展，物的關係取代人的關係，人成為手段，而非目的。回顧中世紀以來，西方人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其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變革。

　　不同階段的發展歷程，雖存在具體的不同內容，而背後所代表的共性在於，試圖擺脫腐敗的宗教、貴族權威，對於知識、應然的道德秩序、人與生死等超越界問題的壟斷，企圖運用「理性」的力量，重新珍視個人皆所擁有的獨立思考能力，重新建構以合理性為基礎的倫理學、美學、知識體系，而非仰賴教條式的信仰，或者僅是上位者便於統治的強加式社會規範。

　　因此，西方數百年來個人主義的興起，與人本主義緊密連結，並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層面，皆具有全面性的影響。直至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面對超越以往規模、頻率的世界貿易現象，產生理論層面上的解釋需要，進而促成西方經濟學的誕生。

　　亞當斯密身為道德哲學教授，但1776年《國富論》卻較1759年《道德情操論》的影響，更為源遠流長。《國富論》偶然提及的「自利心」（self-interest)），被狹隘的解讀為自私、工於算計，爾後甚而成為西方經濟學對於人性的基本預設，經濟人（Economic man）為經濟領域中，最為合理的行為原則。

　　若欲更為全面的理解「自利心」（self-interest）的內涵，則需把握亞當斯密所身處的啟蒙運動脈絡，及其《道德情操論》所強調的人性中的「同情」概念，用《論語》的話來理解，即是懂得「推己及人」，為自我之外的非我、他人著想。因此，「理性的自利心」（rational self-interest）得以平衡動物性本能的衝動、直覺、弱肉強食，懂得運用理性，建立人際間的和諧秩序，活得像個「人」。

　　然而，伴隨著西方經濟學量化方法成為主流經濟學範式，古典經濟學中存在的倫理學辯證傳統，已逐漸喪失。唯獨凱恩斯學派發展之際，激起海耶克的論辯，但其《通往奴役之路》更多是為了對抗當時共產勢力的集權主義意識型態而著，並未從根本上，喚起當代經濟學對於「自由主義」的深刻反思，仍舊忽略「自由」概念，對於西方啟蒙發展脈絡下，深刻的內涵，僅將其選擇性的理解，作為捍衛壟斷資本主義的工具。

　　《當代文化大論辯》後半部，可視為西方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近代文化變遷，原先賦予個人主義中的人本主義精神逐漸失落，並被工具理性、個人欲望所主導，產生種種社會與個人精神失序現象的深層探問。

　　並對於反啟蒙思想的產生，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資本社會「工具理性」造成的負面社會結果，卻同時將理性中存在的「價值理性」一併革除。反理性思潮的作用下，價值尺度喪失判准，一切皆存在任意性、仰賴感官與直覺式的判斷，喪失理性思辨的維度，最終導致虛無主義的深層焦慮。

　　桑德斯以《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為題，成為哈佛大學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公開課，上千名學生踴躍參與課堂的情形，反應著西方社會對於「終極價值」、「生命意義」的熱切需求。

　　並且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資本社會「禮壞樂崩」的現象，非西方社會獨有，幾乎已是全人類共通的課題。

　　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運用武力、科技、文化霸權已主宰世界500年，非西方世界幾乎呈現失語的狀態。中國改革開放、崛起，至今已成為與美國相互抗衡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其國際關係策略，仍側重於主流的現實主義傳統，強調權力的作用；即便於全球廣設「孔子學院」，「儒家文化」多半僅流於政治工具，如同譚嗣同「陽儒陰法」，總結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中國的政治主流是法家，儒家僅是統治、教化百姓的工具。

　　所幸，在台灣資通訊發達，相對自由的社會，得以超越古代社會、極權社會由上而下的強加意志。若能暫且擺脫兩岸間泛政治化的意識型態，以全人類的角度，檢視「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或能提供西方以外，重建資本社會道德秩序的視角。如同傅佩榮教授所言，「少一分程朱，則多一分孔孟」，意即擺脫政治工具、教條式的歷代儒家註釋，直指經典與經驗之間的聯繫。

　　回顧一段民初的「中西文化大辯論」，或能更為凸顯《當代文化大辯論》後半部，關於道德、人際關係、文化失序現象、重建社會秩序的問題意識。

　　1919年（民國8年），中國在大批留洋知識分子的催化下，發起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運動的主要訴求在於學習近代西方現代化的核心價值，其中以「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作為主要的兩帖藥方，進而引發中國內部思想界，全盤西化、體用不二、體用分離等論辯。

　　梁漱溟作為佛儒思想的推崇者，《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釐清中西文化根本性差異的根源而著。書中將「文化」界定為，一民族的生活樣式，而生活是由無盡的意欲（will），即一連串的滿足與不滿足所構成；而文化間的區別，即在於不同的生活意欲傾向。

　　梁漱溟從哲學的角度直指文化的內核，提出三種文化哲學的傾向，一、積極、主動的面對生活無法被滿足的各種困境，致力克服；二、面對生活問題，相較於積極解決，更傾向於持隨遇而安的處世之道；三、面對生活匱乏狀態，非但不積極尋求解決之道，甚至企圖取消種種欲求。以上分別對應著西方文化觀，因此其發展出科學；中國文化觀，因此其發展出智慧的人生哲學；印度文化觀，因此其宗教最為發達。

　　梁又進一步分析西中印三種哲學的認識論基礎，主張西方是直覺式的運用理智；中國則是理智的使用直覺；印度則是理智的運用感覺。因此，西方發展出嚴謹的哲學、科學精神；印度發展出完備的宗教系統，卻皆未能如中國般發展出高明的人生之道。甚而主張西方現代物質文明的粗暴式擴張模式，最終將導致精神生活的枯竭；因此，各文化最終將趨同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得以成為世界文化的代表。

　　然而，無論從梁的論證方式或者文化發展趨勢的預測，皆存在大量武斷的成分，從而招致當時西化派的諸多批評。更為深層的因素在於，面對百年前，中國現代化進程發展脈絡下，其相對於文化特殊價值的求索，物質文明的富強更為急迫。

　　雖然，從後見之明而言，簡化的全面移植西方幾百年來累積而成的科學、民主精神，中國根本無足夠的條件內化、吸收，只能流於空談。但「科學」、「民主」作為西方近代文化的精髓，的確是當時中國亟需學習的文化元素。

　　然而，西方強勢文化已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生活方式，表面上似乎與梁漱溟當時的預測相反，能成為世界文化地位的，是西方文化，而非中國文化。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為核心的現代文化，其所造成的階級衝突、生態環境破壞、道德失序等負面後果，引發西方內部多元文化思潮的興起。

　　而當非西方世界，物質條件已逐步擺脫匱乏狀態，則更有餘力思索，當年梁漱溟所提出的問題，關於「在肯定西方近代物質文明成果的前提下，如何處理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進而發展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這不僅是一個捍衛民族自尊，強調多線進化論、文化相對論的立場。更意味著，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的現代文化，是世界性的，那麼蘊涵於各文化的傳統智慧，如何貢獻於解決資本社會困境，甚至是具體的行動綱領，則成為共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