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世界歷史面臨結構性的轉折，蘇聯垮台，象徵著自由集團的資本社會政經制度勝出，福山（Fukuyama）早先於1989年提出「歷史的終結？」一文，並於1992年擴展成為《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歷史終結論」自此成為新自由主義者，捍衛自身主張正當性的論證基礎，而福山的學說，也被視為具有保守、右派傾向的新自由主義。
「歷史終結論」於學術光譜上，被簡單的視為重複論證西方經濟學，所預設市場經濟由「經濟人」（economic man）所組成，個體的理性選擇，將自發的創造和諧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生產效率，私利與公益將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所調和。
於實踐經驗上，「歷史終結論」則成為維護特定利益集團的工具，經濟領域中，所奉行的自私、逐利行為視為符合人性，且是美德，從資本社會所創造的豐富物質生活，即可得證。而社會關係、宗教情操、藝術美學、生態環境等，則視為非經濟領域，可於經濟行動中，忽略不論。
「經濟」與「社會」領域去鑲嵌（disembeddedness ），是社會科學中，區分前現代與現代社會的概念，自此「經濟」與「社會」被視為現代社會中各自獨立發展的領域；此二元對立的概念框架，同時指導著個人觀念、社會行動、國家政策、學術分工、學科意識型態等深層思維結構。
於社會科學內部，經濟學伴隨著1870年Marshall邊際革命，提出邊際效用理論，作為分析個體偏好的基礎，確立個體經濟學的分析單位；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則確立政府透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為調控總體經濟的地位。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兩大結構，描繪了資本社會「市場」與「政府」的二元框架；同時脫離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社會脈絡、觀念史的分析取徑，朝向純經濟規律、數理量化方法的研究進路。
另一方面，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取徑、批判傳統，則由政治經濟學，注入社會學領域，伴隨著資本社會發展，由強調階級鬥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社會關係異化，延續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資本社會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工具理性擴張，對於美學領域、日常生活型態、消費領域等消極作用，刻劃了現代資本社會的內在秩序。
社會科學的分化與細化發展，經濟屬性、政治屬性、社會屬性、文化屬性原先作為構築整體社會的維度，卻在學科帝國主義下，彼此的主張與問題意識難以調和，從而無法凝聚共識，整合成為統一指導國家、社會發展的方向與藍圖。
因此，即便冷戰結束，自由社會體制與共產主義體制兩大意識型態陣營，對抗態勢瓦解；然而，面對自由社會內部多元的社會矛盾、經濟衝突、政治困境、文化衰退、生態破壞等負面現象，仍舊讓人難以從根本上信服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甚而懷疑「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正當性。
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個人精神失序、社會價值混亂的傾向，使得馬克思的幽靈仍舊不時的盤踞在社會意識之中，甚而同時成為極左派與極右派，扇動群眾、發展極權的工具。
如何建構起「經濟」與「社會」間的對話，跨學科研究進路的主張，成為打破學科藩籬的嘗試。因此，存在如經濟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生物學等學科，表面上得以促進學科間溝通，實則OOXX學，意味著以XX學科觀點，分析OO現象，時常僅流於既存學科觀點的簡單套用，而無法真正的促進學科間，深層理論、價值預設的對話。
唯有意識到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困境與社會科學間的聯繫，才能充分把握福山的見解，及其作為深刻反思資本社會的深意；而其對於資本社會的全面剖析，更使其難以被簡單的收編至既存的學派或者學科之中。
福山的整體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信任-社會德行與經濟繁榮》仍肯定《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視為全人類社會，共同的發展進程；且其並非僅是意識型態之爭，因唯有如此的政經制度，才得以確保個人尊嚴，免於權威壓迫、社會具有創造力、協調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秩序等普世價值。
然而，福山並非僅是如新自由主義者般，片面性的理解經濟繁榮，而忽略資本社會中存在的負面社會現象。福山試圖更為深刻的把握資本社會得以有效、永續運行的真正機制，否則難以解釋，何以世界至今，多數施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彼此間的貧富、社會關係、個人心理存在巨大的鴻溝。
因此，由西方發展而成，並成為非西方世界所複製的政治經濟體制，僅能形塑部分的資本社會文化秩序；而各國、各地歷史發展脈絡下，積累而成的倫理觀念、社會慣習，則成為與資本社會文化，共構而成的文化全貌。而此即是資本主義各國間，表現殊異的根源。
福山文化-經濟分析維度，所採行的分析策略，首先界定何謂「文化」，其兼採詮釋人類學與社會人類學，前者對於價值體系、後者對於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等雙重層面，作為把握文化邏輯的根源。並藉此連聯繫西方經濟學對於「經濟」邏輯、理性行動的雙重主張，即理性選擇理論所界定，達成目標，所使用的理性計算手段；以及將物質財富，視為行動目標。
福山為論證經濟行動中，除了理性選擇外，同時存在延續傳統文化，承襲而來的倫理習慣，其並非表示文化不具有理性，而是經過時間積累，已內化成為行動者的無意識文化慣習，並且應用至多數日常生活的決策中。
福山透過跨文化比較，藉以補充西方經濟學普遍主義的假設，主張經濟人作為人性的基本預設，因此仰賴相同的正式制度，如產權、契約、律法等，則能最有效地創造經濟效率。然而，西方經濟學除了帶有西方中心論的傾向，另一方面對於經濟主體本質性的假定，則難以窺見經濟邏輯與社會文化之間相互影響，進而引發經濟組織方式變遷的深層根源。
因此，福山特意深究，何以在同樣施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其經濟表現卻存在大幅差距；其中特意觀察社會自發組織而成的企業組織規模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係，提出社會信任（trust）是創造資本社會持續繁榮的必要條件之結論。
並論證當一社會中，社會成員間的信任感較強時，其社會、經濟組織得以超越血緣紐帶，建立起更廣泛的社會合作網絡，以經濟組織為例，血緣紐帶為核心的家族企業，對內雖有強烈的向心力，對外則缺乏相應的信任感，使得履行正式契約的資訊蒐集、監督、稽核等交易成本提升；於人力資源方面，家族企業仰賴家族成員間的傳承，不必然得以最有效的運用社會中其他人才；組織管理方面，家族企業組織規模較小，較無動力創新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與組織型態，從而不利於國際產業競爭環境。
福山以社會成員間的信任程度，及其自發性的組織民間各類型組織，如醫院、學校、教會、非營利組織、大規模企業等程度，作為區分為低信任與高信任國家的判準，前者如法國、義大利、香港、台灣等；後者則是美國、日本、德國等。一反直覺式的認定美國應是個體主義至上，而日本則是社群導向社會，但美日卻在福山的觀察與分析中，將兩國視為同樣的高信任社會類型。
美國強調自由主義作為開國精神，因此於經濟政策上，傾向於「小政府、大市場」的主張。但其並非意味著美國社會即是以自私自利的個體，所組織而成的原子化社會；相反地，美國建國時，佔新移民多數的新教徒，將其勤奮、誠實、克己節儉、開創精神、超越家庭主義，重視教會成員間的社群意識等，將宗教情操轉換成為個人德行、倫理判斷的根源，並在歷史的積累過程中，成為集體社會文化價值觀的一部分。因此，傳統美國社會所詮釋的個體主義，其內涵與西方經濟學所假定的自私、貪婪、功利算計等形象，相去甚遠。
福山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形塑低信任度與高信任度社會的根源。其發現無論是前蘇聯共產國家、中國、法國、義大利南部地區等，皆存在因中央集權時期，削弱國家與家庭之間的社會組織網絡。在威權政府嚴密控制下，自由結社被視為具有革命、叛亂等潛在可能；因此，規範社會成員間的力量來源，並非由社會成員間在組織社團中，長期互動下，自發性的形成。反之，是遵循極權國家，為社會各領域所設立的嚴密規範、監督，來作為維繫社會秩序的基礎。
福山透過跨文化比較方法，比較資本社會間結構性差異的根源，並延續社會學科曼（Coleman）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以「信任」所形塑的文化，作為發展資本社會的必要條件；並超越社會資本的工具性傾向，僅是作為創造財富的手段，而視社會成員間的信任，具有獨立價值，本身即是目的。
《信任-社會德行與經濟繁榮》可視為福山進一步澄清「歷史終結論」內涵之著，說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必然緊密發展的基礎，在於唯有脫離由上而下的集權式政治秩序，才能真正的培養民間自發的組織力量；社會成員得以在草根性的社團、經濟組織中，發展出相應的社會規範，確立人際間適當的秩序。
福山雖謙稱，文化－經濟分析取向，僅是補足經濟學規律之外，未能有效解釋的20％，但依據20／80理論，或許此即是關鍵的20％。
因此，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體制成敗的判準，在於是否得以形塑具有公民意識、理性、信任感的公民社會，使得民主不流於民粹；也非如霍布斯（Hobbes）社會契約論所假定，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皆是其他人的敵人」。
《信任》似乎給予現代人一絲曙光，在面臨「經濟」與「社會」、「物質」與「精神」斷裂之際，福山重新以「社會德行」構連起二者之間的正向關係；同時拓展經濟活動狹隘的視為於財富追求，其背後更包含著社會認同、自我肯定等價值追求，而不落入韋伯所憂心的「鐵的牢籠」（the iron cage）之境。
世俗化的現代資本社會，早已脫離新教徒榮耀上帝的理想，但以「信任」作為建構理想社會的原則，或許仍可能成就人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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