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2017泰國劇情強片「模犯生」( Bad Genius)震撼,聯想起十年前的印度劇情強片「三個傻瓜」(3 Idiots),決定重溫。

 

  除了驚見「模犯生」、「三個傻瓜」所共同具有的劇情細膩鋪陳外,更發覺兩片劇本對於現代社會存在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不同詮釋,透過不同的角色安排,呈現多元的價值觀與經濟社會體系。

 

  「模犯生」與 「三個傻瓜」皆是透過教育題材,闡釋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透過不同角色設定與劇情串聯,呈現導演所欲傳達的觀念世界,其中不乏辯證性的思考空間,同時亦存在導演本身的價值預設。

 

  「三個傻瓜」相較於「模犯生」較為強調「結構性」議題,藍丘與維爾博士(病毒院長),分別象徵著現代經濟社會兩大意識型態,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而兩者的互動場景,皆充分的傳達各自的價值立場。反之,「模犯生」僅呈現「新自由主義」價值體系,所形塑的社會結構,而不存在顛覆性的「典範轉移」行動,但仍保留個體自由度,而不同角色的行動選擇,則呈現個體所存在的能動性。

 

 

  「三個傻瓜」裡的藍丘,其主張幾乎完全與社會民主主義等同。以「教育」原則為例,「教育」的目的,在於創造源源不絕的學習動力來源,而非將「教育」視為個人獲取社會地位、功名利祿的工具,而此將形成本末倒置的學習結果,學生透過囫圇吞棗、不求甚解、死背硬記等手段,追求排名、成績、未來的工作機會。

 

  藍丘「追求卓越,成功自然來」的名言,成為導演反覆論證的核心價值。

 

  維爾博士(病毒院長)的主張,則反應著台灣社會再熟悉不過的新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其方方面面的體現於階級意識、競爭原則、人觀等,維爾博士並以各種隱喻,傳遞其價值體系的正當性。如「人生就像賽跑,如果你跑得不夠快,就會被別人踩倒」、「杜鵑鳥從不自己築巢,在其他鳥類的巢裡下蛋,最後再把其他鳥蛋,踢出巢外」、「人們僅會記得第一名的名字」等,傳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叢林法則」、「贏者全拿」、「菁英階級化」等社會邏輯的合理性。

 

  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五卷第一章第三節「論公共設施和公共機構的經費」中,談及其對於「教育」的看法。亞當斯密雖承認,「追求卓越」的確是個人持續進步的動力來源,但切勿過度放大其對於「勤勉」的作用,若個人的種種努力,無法與其所獲得的利益相互關聯,則仰賴「追求卓越」的心理素質,未免顯得過於薄弱。

 

  因此,其主張不應完全將教師的所得來源,設定為固定薪資;校方更不應運用權威,強制的規定學生應去上某位教師的課程,而應任由其自由選擇,種種保障、保護的手段,將促使教師無法持續不斷的產生改進教學品質、提升授課內容。因此,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務,其雖具有「公共財」的性質,不全然等同於「市場」中所販售的產品;但其仍需保有部分「自由競爭市場」的邏輯,才能促使授課質量持續的提升。

 

  回到「三個傻瓜」的「大一新生課程」電影場景,教授要求學生回答「機器」的定義,相對於查托完美、如實的背誦出教科書的「機器」定義;藍丘則以不周延、不嚴謹,卻充分帶有人文主義科技觀的角度,闡釋「機器」的社會文化價值與意義,完全不被該堂教授所認可。該名教授象徵著學校、知識話語權的絕對權威,藍丘迅即被趕出課室。

 

  無法繼續在該名教授課堂中學習的藍丘,自由的選擇走進有興趣的其他課程旁聽;對於藍丘而言,修習課程的目的,不在於被動的回應校方所規定的修業標準,而是滿足個人知識追求、尋求精進的學習動力。

 

  然而,以台灣大學經驗為例,選修最為熱門的課程,不必然是教授最為悉心備課、講授內容最富有啟發性;反之,則可能是給分標準、課堂要求較為寬鬆的課程。

 

  因此,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理念,是存在基本前提的,即同時存在「追求卓越的教師」、「追求卓越的學生」。而「追求卓越的學生」的內在動力,則需仰賴「啟發性」、「非功利性」的教育原則;而此教育原則的落實,又需要相應教育理念的教師。

 

  意即,「教育」理念,以及實踐教育者(教師、學生),皆需認同「教育」本

身所隱含的內在價值,包含「啟發個人創造力」、「探索知識的熱情」、「培育社會所需人才」等,透過「價值理性」的作用,使其內化成為個人從事學習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三個傻瓜」中藍丘的教育主張,即象徵著「價值理性」的絕對性,其無法工具化的作為獲取個人社會地位、積累財富的手段,「教育」、「知識」、「求知」等範疇,本身即是目的。

 

  否則將形成「文憑主義」(藍丘的雇主,委託其冒名代替兒子獲取印度理工學院文憑)、「惡性競爭」(查托主張勝利的策略,除了提升自己的實力,亦包含削弱對手的充分準備,如考前在各寢室發放色情刊物)、「知識工廠」(填鴨強記、不求甚解的問學態度)等。

 

  維爾博士(病毒院長)的教育主張,則承襲著西方經濟學基本的價值預設,「工具理性」主導著經濟行動著絕大多數的行為動機、目的,並將其意識型態,擴大、根植於社會行動者,所從事的方方面面的社會行動之中。

 

  「三個傻瓜」不斷的藉由維爾博士與藍丘、法罕、拉加之間的衝突;查托的趨炎附勢等,凸顯維爾博士作為工學院院長所具有的「教育威權」,對於特權的行使、知識話語權的權力結構。

 

  維爾博士透過自身擁有權力、地位、財富的形象,不斷彰顯主流社會「成功之道」的合理性。而此亦是「工具理性」最魅惑人心之處。

 

  「工具理性」的行使,在亞當斯密的語境下,其是作為驅動個人積極性的激勵機制,而其最終所樹立的社會威權、特權,卻是亞當斯密所極力反對之物。而此亦是「三個傻瓜」所企圖證明-「價值理性」的純粹性,「工具理性」無法發揮輔助作用。

 

  藍丘於劇末至偏鄉開設自辦的「民間機械工程學校」,給予地方上教育資源稀缺的貧童受教機會,隱喻著不帶功利色彩的教育理念,需另行創立一個嶄新的社會系統,而無法透過修正既存的教育體系獲得。

 

  而藍丘自身同樣憑藉著對於「工程學」的熱情,發明了400項專利,印證了「追求卓越,成功自然來」。

 

  印度目前由民間NPO所組織的「生活的藝術免費學校」,彷若真實版的「藍丘民間機械工程學校」,其提供鄉村貧童教育機會,免學費、多元生活課程設計、非填鴨、高壓式學習,竟達成畢業生三成率取,率取率僅一點多的印度理工學院(IIT)。(生活的藝術基金會,目前於印度已創立400所相同模式的鄉村學校,受惠學童達40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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