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Harvey《資本的空間》（2010）集1974～2000年，18篇關於資本、權力、知識、空間相關論述，共構而成。面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向內深入擴散於城市日常生活場域；向外藉由構築全球金融、自由貿易體系，將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危機，延伸至非資本主義國家，並將多元歷史、文化、生態等異質性空間，透過資本邏輯的時空重組，成為均質化的地方，並由此引發不平衡地理發展的緊張關係、資本剩餘競爭，導致地緣政治衝突。
David Harvey試圖補足Karl Marx關注資本發展歷程的一般規律，卻忽略的空間向度，在其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礎上；並受Foucault空間與權力分析、Lefebvre空間政治經濟學思想影響，綜合形成歷史－地理唯物主義。Harvey反對Aristotle本質主義傾向的知識傳統，將時間與空間視為基本範疇，具有固有屬性；亦不同意後現代主義，反對一切規範，認識主體具有不受限、任意性的詮釋。
Harvey主張時間與空間範疇雖具有客觀性，但其性質深受特定發展脈絡下的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物質實踐活動所限制，因此須關注空間的社會屬性、權力屬性，辯證性的把握多元行動主體的社會關係，才得以理解種種社會、政治後果的根源。並得以洞悉，統治階級如何透過不同的空間建構策略，作為其實現社會控制、獲取剩餘價值的手段；其中，Maltus人口理論、Ricardo資產階級意識型態，傾向於將社會中存在的貧窮、匱乏現象，歸因於自然因素，則是需擺脫的認識立場，如同Sahlins《石器時代經濟學》（1972），藉由前工業化時代，採集、狩獵人群的富足、閒暇，破除現代人盲從於西方經濟學預設，將稀缺性（scarcity）視為自然、必然的存在。
根據Marx對於資本規律的總結，資本具有「為生產而生產，為積累而積累」的無窮擴張屬性，其傾向於將所到之處所及的一切自然資源、文化積累、勞動人口等，不斷挖掘其使用價值，並轉換成為交換價值，以獲取剩餘價值（利潤），並納入無盡的資本循環過程。Harvey將資本規律對於時空的形塑，稱其為「時間消滅空間」，意即資本為縮短資本周轉時間、增進資本循環速度，透過資通訊科技、改進交通運輸技術，創造時間增多、空間縮短的集體心理感受，並以此作為延緩資本危機的手段。
若僅依據Marx一般資本發展規律的理解，則難以解釋何以資本危機並未足以摧毀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進而建立取而代之的新政經體系？於現實層面而言，為何世界工人，並未朝向國際工人團結，建立無產階級治理的社會型態？
Harvey 提出「時間－空間修復」理論，說明資本面對積累障礙、資本剩餘危機時，資本邏輯如何透過空間擴張手段，延緩資本危機、轉嫁資本積累風險、擴大剝奪剩餘價值。宏觀層面而言，產生持續向外地理擴張的傾向，表現為對全球範圍內的一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進行時空重組，建立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世界市場；必要時，資本的權力形式，結合以軍事、領土擴張、暴力的權力形式，完成全球範圍內的剝奪性積累，自由貿易的發展進程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存在複雜的共構關係。
微觀層面而言，伴隨著工業資本利潤率下降，後工業時代重新轉向金融資本、商業資本，空間剝削場域由Marx傳統所描述的工廠場域，轉向城市日常生活空間。Harvey以自身於美國長期生活與研究的巴爾的摩（Baltimore，黑人社區）為例，地方政府宣稱由公私夥伴關係，所發展的都市更新計畫，其所創造的都市地景，是如何由房地產開發商、金融機構、商業資本家、政府所形成的新資產階級聯盟關係，將城市開發風險轉移至公共款項，並將開發利益歸於私人資本；而原先居住於此的地方居民，則必須承擔城市仕紳化（gentrification）所帶來的生活、居住成本上升，去工業化、低薪服務的就業型態，迫使地方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者被迫遷往郊區生活，並需另行負擔交通成本。
無產階級團結的傳統組織型態工會，面對去工業化的產業型態，已無法有效地捍衛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多元、分化的無產階級利益；另一方面，伴隨著城市空間資本化，原先由工會爭取而來的薪資水平，卻又被金融資本、房地產開發商，以地租、利息形式，剝奪其剩餘價值。
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於空間擴展的發展進程中，促使階級因素，結合國族、性別、種族，地方多元的生態、歷史、文化發展條件，創造資本邏輯的多元表現形式與利益群體，分化無產階級的團結力量，從而需在Marx的資本主義分析框架中，更進一步的擴展資本空間理論，使其得以充分解釋、整合多元資本空間下，不同社會、政治屬性群體的具體處境，進而建構共同反資本主義的行動綱領。
另一方面，面對由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打造的全球秩序，資本邏輯對世界多元文化產生均質化的作用，將資本所及之處，全面私有化、商品化、區隔化、階級化，將多元價值體系，皆工具化的化約為實現資本循環的手段，促使各地興起反全球化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邏輯。
Harvey提醒，面對以地方、社群原則，作為反資本主義行動的團結基礎，仍需辯證性的理解，自身的行動與創造反資本主義革命之間的關係。當代資本主義為尋求資本積累的泉源，地方文化、集體記憶、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皆可作為發展觀光業、城市特色的手段，為滿足「觀光客的凝視」，文化元素成為商業資本設計的消費符號，文化商品化過程中，將資本邏輯內化，而其所賦予的地方想像，反而成為深化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無助於形塑有效的反資本主義力量。
另一方面，「戰鬥性的地方主義」需避免淪為狹隘的、排他的地方主義，否則僅是將資本特權轉移成為地方特權，社區、社群、地方間的零和競爭，此結果將形成自身行動的悖論；且無助於解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帶來全球範圍內的全面異化現象。
Harvey認為若欲穿透全球資本主義，透過時空重組作用，形塑多元的地方特殊性，而達致普遍的、共同的反資本主義行動基礎，可先將既存的反資本主義論述、歷史經驗，進行整合，進而形塑更為完整的社會主義發展路徑。
Harvey曾經想像，若無政府主義地方自治主張與馬克思主義堅實的社會理論，曾於近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相互結合，那麼將會造就怎樣的社會圖像？歷史並未終結，後工業時代造就的地球村，無論出於理想或者生存危機所迫，人類共同體共同面對氣候變遷、能源與環境議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全球傳染病、貧窮、人口問題、金融安全等，皆需建立更為平權的協商機制，深化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為基礎的全球秩序；而為打造非政經強權主導的全球秩序，前提在於創造國內無產階級、非營利組織、地方自治團體等多元反資本主義力量的結盟，並將此非資本邏輯主導的地方秩序，延伸至國際，成為反不平等世界體系的全球秩序基礎。
資本主義的未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