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作為橫跨文學、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社會等多重領域的思想家,2010年出版的《世界史的結構》,可視為集其畢生思想於大成之作。

  《世界史的結構》存在多義性的詮釋空間,其中可從三大層面進行理解。一、二戰後,全球史書寫語境下,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二、建立超越西方史觀的普遍性世界史;三、世界史如何指導未來世界秩序的建構。
  上述三大層面,位於知識邊陲的非西方學者皆曾有過如此恢弘的氣魄,如巴勒斯坦籍Said《東方主義》,回答第一層面;奧地利Karl Polanyi《鉅變》,回答第二層面;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奠基者之一費孝通,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回答第三層面。

  《世界史的結構》,則試圖整體性的回應三大層面(重建史觀、建構理論、指導實踐),字裡行間,深刻的感受到,柄谷行人身為知識分子,捨我其誰的胸懷。

  以McNeill《西方世界的興起》(1963)為例,其將世界劃分為,中東統治時代(至西元前500年)、歐亞文明均勢時代(至西元前500年)與西方統治時代(至西元前500年)三階段。其中前二階段,皆為各地域、各帝國林立的區域政治、文化史,仍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直至15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挾其國家重商主義政策,向海外擴張、殖民,並將世界範圍內的疆域,輸出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金融制度、企業組織形式、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產業技術等。

  McNeill將西方發展的路徑視為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必然歷程,並以1500年,作為區分人類歷史古代與近代轉折時點;爾後,其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史觀,亦影響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

  此後,非西方國家在近代全球史的角色中失語,西方世界為了補足非西方世界的空間範疇,1970年代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主張近代世界的歷史,若僅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則無法有效的理解各國間的動態關係及其所形塑的世界秩序,並建構以資本主義政經秩序為基礎的「中心/半邊陲/邊陲」分析框架。

  然而,無論是早期西方世界史書寫下,所建構的「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的歷史哲學;或者Wallerstein「邊陲/中心」的修正主義立場,皆是試圖將多線的多元進化立場,置換成帶有西方中心傾向的單線進化史觀。因此,若欲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預設,需對於世界史書寫中,既存的歷史哲學,進行根本性的反思,才能建構更具有普遍性的認識框架。

  《世界史的結構》試圖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呈現自古至今,人類全球範圍內,互動的內在秩序,一方面破除西方將全球史,
僅視為1500年以後的敘事傾向;另一方面,結構論的分析模式,將助於把握紛繁現象之外,人類共同體存在的普遍性結構性根源。使得世界史的分析,可同時容納歷時性的縱向分析與共時性的橫向分析,立體的展開人類不同時期,世界秩序的內在邏輯,及其變遷的動因。

  柄谷行人將世界史的結構,區分為三結構元素(資本、國家、國族),而世界秩序的變遷,根源於三結構元素間的消長關係。

  《世界史的結構》理論根源於,經濟人類學實質論(Substantivism);Karl Polanyi依據古代、近現代民族誌材料,將人類社會,組織經濟活動區分為「互惠(reciprocity)、重分配(redistribution)、市場交換(exchange)」原則,三原則雖共同存在於單一社會中,但各社會的特徵,端視於以哪一原則作為主導;Karl Marx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Marcel Mauss《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以美拉尼西亞群島、毛利社會等民族誌材料,觀察社會中的「交換範疇」,並由此提出「互惠原則」下的「全面性報償體性」(total services and total counter-service),而此得以作為解釋社會各領域中,所共同遵行的秩序與邏輯;康德世界秩序的構想等。

  柄谷行人於書中,雖未清楚的解釋自身理論的建構淵源,但若能稍加分析其論述的基礎,則能更清楚的理解《世界史的結構》中,提出世界秩序類型學的涵義。

  因此,回到「資本-國家-國族」三位一體的世界史結構,其背後所隱含的交換邏輯為「互惠-重分配-市場交換」。柄谷行人雜揉Polanyi組織經濟三原則與Mauss以交換範疇,作為解釋社會整體運行原則分析;將Polanyi經濟領域的解釋,提升至整體社會內在的共同運行原則,以及Mauss解釋社會內部的交換範疇,提升至世界範圍內的交換秩序。

  對照p.49圖一交換模式,柄谷行人再以自由、平等兩構面,說明「互惠-重分配-市場交換」三原則的屬性,由此區分為A互惠交換模式(平等、不自由)、B掠奪與重分配交換模式(不平等、不自由)、C商品交換模式(不平等、自由)、D(人類社會的願景,至今仍未存在)模式(平等、自由)。

  而此三原則、二構面所構成的交換模式類型,若推演至各國、各共同體外部的歷史的世界秩序,對應為p.80圖三世界系統,微型世界系統(初民社會,平等、不自由)、世界-帝國(前現代,不平等、不自由)、世界-經濟(近代世界系統,不平等、
自由)、世界共和國(至今仍未完成的人類共同體理想,平等、自由)。

  《世界史的結構》所呈現的世界秩序變遷及其類型學,充分感受到柄谷行人的胸懷,不僅於解釋世界秩序(第一部微型世界系統、第二部世界-帝國、第三部世界-經濟);亦在於宏觀的把握、總結人類社會與世界秩序的經驗下,開創未來「世界共和國」的可能實現途徑。

第一部、 第二部作為世界秩序曾存在的主旋律,第三部則為當前主導世界秩序的邏輯,而其國際衝突、社會矛盾、生態平衡等議題,仍懸而未決,其根源於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存在的不平等,導致的不穩定傾向,由此所引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世界霸權國家,共同思索創建超國家組織,以期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

  然而,無論是一戰後的國際聯盟、二戰後的聯合國,仍是已世界強權國家作為主導,以各國政經利益作為前提,如二戰後1948年協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甚而2013年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及其所成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借以扶助沿途各國發展,似乎也僅是形塑另一個得以與美國相抗衡的霸權體系。恐怖平衡仍為世界秩序與國際關係邏輯的基礎。

  柄谷行人並未就此放棄關於世界和平的新世界系統構想,依照交換模式類型學D模式,其為平等且自由的交換邏輯;其若能由A模型(平等、不自由)與C模型(不平等、自由),相互截長補短,作為形塑現代互惠世界秩序的理論基礎,那麼世界和平或許仍指日可待。

  柄谷行人並非僅是個空想家,而是實事求是的將理論與實踐經驗相互對照。若試圖總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將發現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階級矛盾性質,助於國內產生極右派的民族主義排他傾向;而社會主義發展初期,為了創造得以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力量,則需利用國家作為手段,強化權力的集中。

  兩者所造成的共同結果,皆是強化國家集權、削弱民間自發性組織的能力。法西斯主義雖已消亡、蘇聯雖以解體;然而,近年中美貿易戰所激化的民族主義、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幽靈,強調集權的主張,仍是社會主義國家,至今無法達成馬克思理想中,消除國家、階級的平權社會的根源。

  社會主義理想與現實發展之間的落差,讓有識之士紛紛對於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為了持續運作,亦不斷修正自身的雇傭制度,用柄谷行人的話來說,即是在C模式(商品交換)秩序主導下,更高比例的納入A模式(互惠),如改善勞動工作環境、制定法定工時、薪資待遇協商機制等。而工團主義(Syndicalism)式的社會主義,透過團結勞工、組織工會,一方面雖得以降低勞資衝突;另一方面,亦削弱社會主義者,對於認識C模式(商品交換)對於整體社會的全面性影響,如族群衝突、消費主義、生態浩劫、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議題。

  反經濟全球化者,在世界資本主義帶來的紛繁現象中,以及社會主義分化的語境下,喪失共同行動綱領,由1999年開始,世界各地團體於西雅圖展開的大規模反全球化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等,最後仍未能有效撼動世界資本主義政經結構,即可窺見建構新世界系統共同價值體系的急迫性。

  柄谷行人提出的「世界同時的革命」,並非訴諸暴力或者理想化的空談,而是同時具有現實客觀性與價值主體性基礎。面對世界性國際議題的多樣性,已未能透過傳統仰賴國家作為單一主體,而須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視角,共同納入政府組織、企業、國際非政府組織、地方團體等多元主體,容納多元價值、多元觀點下的共識,並作為制定國際規範的有效性基礎。

  然而,如何確保多元團體的協商機制,不流於各團體、各國的利益爭奪?柄谷行人運用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描述民族主義起源的概念來說明。「想像的」並非意指虛幻、不真實的,相反的其意指人與人、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可建立依據「認同」(identity)為基礎,而形塑的共同體團結(solidarity)機制;另一方面,「認同」不僅侷限於形塑具有排他傾向的民族主義,亦可是超越單一民族的普世價值。

  而此即是柄谷行人於現代世界系統「資本-國家-國族」三位一體模式中,期許「國族」背後所代表的互惠(reciprocity)原則,能超越前現代社會中,平等卻不自由的A模式互惠、以及現代世界系統自由卻不平等的C模式商品交換;而創造一個基於共同體成員間,出於自發性、自由意志,而選擇的價值傾向,進而成為共同體規範的根源。

  因此,未來世界系統,以各國內部微觀層面而言,需仰賴社會成員自發性的成立社團組織,並在社團內部、社團間的互動過程中,逐利建立自治、團結的社會秩序,由下而上的中介組織力量,可同時削弱國家由上而下的垂直權力支配,亦可減緩個體間自私的行為傾向;以國際間宏觀層面而言,而此仰賴民間社會自發性的社會秩序,推演至國際間,則成為跨國價值體系平權的互惠合作機制,進而取代仰賴利益、權力形塑的不平等現代世界系統。

  柄谷行人仰賴互惠邏輯的「世界共和國」世界系統,強調共同體間的「認同」,預設著普世價值的存在,世界範圍的人類共同體,將由此而生,達致知性的至真、倫理的至善、美學的至美,推演至人與自然的關係,創造天人合一的聖之境。

  柄谷行人「現代互惠邏輯」與福山《信任》所關注的「社會自發組織能力」相互輝映。意味著「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雖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以不同的面向切入,發展出由集體下達至個體與個體上達至集體的不同進路,但最終皆殊途同歸,致力於創造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人類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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