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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合夥人》（2013）導演陳可辛明確的表明，該電影是向柳傳志、馬雲、俞敏洪、陳一舟、陳顯寶、王石等當代中國企業家致敬。然而，若反覆回味電影角色與劇情中的隱喻，實則包含著美國夢、中國夢、多元文化主義、排外主義、民族主義、普世價值等多重立場的辯證，而非僅是關於世俗成功學的勵志故事。

　　《中國合夥人》主要使用倒敘手法，並交錯使用孟曉駿、王陽、成東青的視角、閃前與閃回的時空對話，強化陳可辛所欲表達的價值辯證，共構而成故事的全貌。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孟曉駿、王陽、成東青為1970年代末期燕京（北京）大學生，歷經新中國建國以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帶來的社會動盪，他們皆努力向學，帶著高度的理想主義情懷，嚮往著美國立國精神，珍視個人價值、機會平等、沒有壓迫的美國夢。美國，意味著自由、民主、平等，留學美國成為那一代中國知識青年，朝暮渴求的應許之地。

　　誰的普世價值？多元文化價值觀難以調和。孟曉駿父執輩皆為留美博士，使其高度認同美國價值，堅信美國之所以能成就民族大熔爐，意味著其實踐著具包容性的多元主義，種族、階級、民族、宗教、文化等多元價值體系，皆能和諧的共存於美國社會之中。

　　孟曉駿的成長與教育背景，使其儼然已成為美國價值的代言人，一次關於美國文化的講座課程，已預示著普世價值在利益、多元文化價值衝突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

         「模犯生」其故事結構的設定，不似「三個傻瓜」存在兩大價值體系（社會民主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辯證框架；而是以新自由主義所形塑的主流經濟社會結構為主軸，深刻的刻劃生活於其中的個體生命樣態。

　　劇中所描繪的泰國私校生態與美國私立名校相仿，相較於一般公立學校，其聚集了社會中政商名流的「辦校基金」，豐沛的教育資源，吸引著各地素質精良的學生，而此所形塑的同儕環境，又激勵社會中的權貴，再行投入財源，為其子女塑造「菁英式的教育環境」。

　　小琳（茱蒂蒙·瓊查容蘇因飾）父親為教師，其職業在泰國的社會地位，屬於中等偏下階級，薪資所得僅夠維持日常生活的開銷；但父親為了給予小琳更具「競爭力」的學習環境，私自幫小琳轉學至「菁英式的貴族學校」。

　　該校校長得知小琳的資質與學習表現均相當優異，因此同意給予小琳學費全免的待遇。

　　小琳的同班同學葛瑞絲（伊莎亞·賀蘇汪飾），雖與小琳交情要好，但其課業表現不佳，考期將至，委託小琳協助課業輔導；但考試進行時，小琳發現葛瑞絲仍無法有效的應付考試，在友誼的牽絆下，替格瑞絲作弊，最終為葛瑞絲獲得滿意的分數。

                深受2017泰國劇情強片「模犯生」（ Bad Genius）震撼，聯想起十年前的印度劇情強片「三個傻瓜」（3 Idiots），決定重溫。

　　除了驚見「模犯生」、「三個傻瓜」所共同具有的劇情細膩鋪陳外，更發覺兩片劇本對於現代社會存在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不同詮釋，透過不同的角色安排，呈現多元的價值觀與經濟社會體系。

　　「模犯生」與 「三個傻瓜」皆是透過教育題材，闡釋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透過不同角色設定與劇情串聯，呈現導演所欲傳達的觀念世界，其中不乏辯證性的思考空間，同時亦存在導演本身的價值預設。

　　「三個傻瓜」相較於「模犯生」較為強調「結構性」議題，藍丘與維爾博士（病毒院長），分別象徵著現代經濟社會兩大意識型態，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而兩者的互動場景，皆充分的傳達各自的價值立場。反之，「模犯生」僅呈現「新自由主義」價值體系，所形塑的社會結構，而不存在顛覆性的「典範轉移」行動，但仍保留個體自由度，而不同角色的行動選擇，則呈現個體所存在的能動性。

           《大說謊家》（The Good Liar）片頭的場景由身處電腦兩端，藉由銀髮交友網站所串連的洛伊寇特尼與貝蒂麥雷許之間的交友對話所構成，兩人相談甚歡後，便約至餐廳碰面；洛伊寇特尼是職業騙徒，其詐欺手法包含金融投資騙局、網路交友詐騙，而貝蒂的寡婦、單純、多金的形象，成為洛伊鎖定的目標。

　　洛伊與貝蒂是典型的英國紳士與淑女的形象，量身訂做的西裝、紳士帽、雨傘、溫和的微笑、尊重女性、幽默得體的化解窘境；過膝洋裝、淡雅的妝容、高度適中的跟鞋、包容的心胸、自信卻不狂妄的談吐。加之，劇中男女主角角色設定是熟齡男女，使得整部片的情感流動，優雅、節制、內斂，同時又暗湧著各自的處心積慮與深沉。

　　在洛伊的設局下，兩人關係進展快速，洛伊因膝傷，上下樓梯不便，住進貝蒂住處；貝蒂的孫子曾告誡祖母，別太輕易相信人，貝蒂對於洛伊依然選擇持信任的態度。

　　　在貝蒂家中的兩個場景，深夜的交談、洛伊的詐騙夥伴文森，佯裝理財顧問，呈現洛伊與貝蒂建立深層信任關係的攻防。

　　洛伊在夜裡，走向貝蒂的房門口，試圖與貝蒂拉近距離，貝蒂以優雅的方式告知洛伊，她目前是想找個老伴，而非其他的關係；洛伊為卸下貝蒂的心防，表示自己相當心儀貝蒂，說明自己的情感流動痕跡。

               加拿大國寶級導演丹Denys Arcand，以78歲高齡推出其最新作品《金錢性騙局》（The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電影開場的場景，展開於哲學博士（現世職業快遞送貨員）皮耶庫茲（Pierre Curzi）與銀行櫃員女友琳達德邁爾（Linda Demers）之間於咖啡廳的對話。

    琳達德邁爾：「如果你聰明過人，怎沒成為銀行總裁、大學校長？」

　　皮耶庫茲：「老話一句，聰明有時候是一種障礙，而不是優勢。」

　　接著，皮耶庫茲列舉了著名的文豪（杜思妥耶夫斯基，賣了太太的皮草，去賭博；托爾斯泰，禁止他的農奴接受疫苗）、政治家、哲學家（海德格，加入納粹；沙特是史達林主義者；阿圖塞親手掐死自己的老婆），說明其現實生活的行徑，皆愚蠢無比；而選舉產生的首相的群眾基礎，即多數選民，亦同樣愚昧、無知。

　　琳達德邁爾又問：「所以社會中的我們都是笨蛋？」

             《街角的書店》改編自Penelope Fitzgerald1978年出版小說《書店》。故事時點，設定於1959年的英國濱海小鎮哈博洛，回憶者以旁白的敘事口吻展開，芙洛倫斯（Florence）是戰後遺孀，熱愛閱讀的她，與丈夫邂逅於書店，書籍與文字是芙洛倫斯與丈夫共同熱愛的事物，亦是貫穿著她幸福的婚姻生活的重要元素。即使丈夫已離開16年，在書中的世界，她仍感受得到他的氣息；書中是獨立的世界，徜徉其中令她感到自由，從不孤獨。

　　書籍與閱讀令芙洛倫斯感到生命的美好、希望與意義，甚至給了她勇氣，決心回到哈博洛的老屋中，經營書店，從未涉及相關業務的她，面對銀行貸款人員、居民、地方權貴、律師顧問的質疑，皆令她感到身心俱疲。

　　樸實的漁村小鎮，住著一位酷愛閱讀，卻足不出戶的布朗迪西。

　　哈博洛是個典型的熟人社會（acquaintance society ），地方發生的大小事，總在居民間的口耳傳遞中，快速流傳與誤傳。布朗迪西在居民繪聲繪影的描述下，是個鰥夫，因太太在蜜月期間即意外身亡，就此造就了他孤僻的性格。面對蜚語流言，布朗迪西憎恨起人類，甚至想像著，連書籍都不是作家所寫，除了選擇加倍深入書籍的世界，獲得精神上的歡愉與生存的意義，別無他法。

    經過一連串開店的阻礙與挫折，芙洛倫斯終於能在自己所擁有的老屋中，居住並展開書店事業－老屋書店（The old house bookshop）。

        「夕霧花園」改編自2012年陳團英同名小說，由台灣導演林書宇執導。文學家對於人性的刻劃，在兩小時的劇情長片中，透過電影藝術的視覺化、聽覺化的多感體驗，得到更細膩的傳達。

   「夕霧花園」的時代背景設定在二戰期間日軍佔領馬來西亞（1941～1945），佔領期間，日軍曾對當地華人進行有計畫的屠殺行動、設立慰安所、為獲取馬來西亞天然資源，採取殖民剝削手段。

　　故事採倒敘手法，由1980年代已成為競逐馬來西亞聯邦大法官位置的張雲林視角展開敘事，因職場傳聞她曾於日軍佔領期間與日本人中村有朋有染，而其被懷疑為日本間諜。張雲林則為尋求有朋並非間諜的證  據，另一方面亦為自身年輕時的情感創傷，尋求新的瞭悟，重返1940年代曾經生活過的金馬崙高原，並由此走進一段追尋生命救贖的過程。故事的時間軸，不斷穿梭1940年代與1980年代的雲林視角，在回憶的重構過程中，終於釋懷與放下。

　　1940年代，雲林與妹妹雲紅身處日軍戰俘營之中，妹妹因較為年輕，被選為慰安少女，而雲林則被分配為礦坑苦力。妹妹雖身處肉身的苦難之中，但其確懷念著曾與家人一同赴日旅遊時，所見的日式庭園的美好，藉由精神的力量，想像著世間存在的美好。爾後，兩姊妹身處的戰俘營失火，被摧毀殆盡，雲林逃了出來，而妹妹雲紅，則未能。

　　雲林帶著對雲紅無盡的思念，決心完成妹妹建造日式庭園的心願。雲林於日軍撤退後，擔任協助審判戰犯的法庭工作，因公得知金馬崙高原上，有一名隱匿的日籍前任皇宮庭園師－中村有朋，並決定啟身拜訪。

            《生之慾》（1952）是部存在主義色彩濃厚的電影，以寫實主義風格與第三人稱展開敘事，意味著黑澤明並不打算運用費解的線索來表現劇情，甚至利用畫外音，更加明確的說明場景。

　　黑澤明以最具現代性特徵的官僚機構，來表現高度理性化社會中，人的存在狀態。市民科課長渡邊，始終呈現著半畏縮半驚恐的空洞雙眼與半張開的唇，半蜷縮在堆疊高聳的公文中間，30年如一日、未曾曠職、請假，並以符合市政廳特有的辦公節奏，形式化的處理著例行公務。

　　任職一年多的新進女職員小田，偷撇著笑話，並誇張的大笑出聲。辦公室中的其他男同事，雖帶著略顯譴責的口吻，但無止盡消磨時光的官僚職場文化，卻又因小田富有生命力的笑聲，喚起麻木已久的心智。

　　小田被男同事要求分享笑話內容，小田嘴裡念著

           「同事Ａ：據說你從沒請過假，原來政府部門不能沒有你

      古典社會學三巨頭Karl Marx（1818～1883）、Durkheim（1858～1917）、Weber（1864～1920）分別處於不同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階段，並從不同的側面剖析現代社會，從而得出不同的社會發展觀點。Marx身處歐洲工業化早期發展階段，工廠、雇傭制度尚未完善，其對於人性的全面異化，促使其主張唯有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才能解決資本主經濟秩序，所創造的深層社會矛盾；Durkheim與Weber，二人雖處於較為相近的工業發展年代，相較於Weber面對（工具）理性日益擴張、「除魅 」（disenchantment）後的現代社會，神聖與世俗界線打破、傳統道德秩序解組，新社會秩序仍未有效建立，存在道德真空現象，使得個體喪失行動的價值基礎，Weber悲觀的慨歎「專家沒有靈魂 ，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Durkheim則顯得相對樂觀，相信憑藉著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精神，仍足以逐步建構現代社會團結與秩序的共同價值體系。
　　為了更充分把握《原始分類》（1903）的內涵，必需先行理解Durkheim總體的思想軌跡。《原始分類》（1903）繼承《社會分工論》（1893）、《社會學研究方法論》（1895）、《自殺論》（1897）的社會本體論思想與社會關懷，Durkheim首先藉由現代社會存在的社會現象「分工」、「自殺」，論證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對象「社會事實」（social facts），其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生物學、心理學方法的先驗性解釋，「社會事實」僅能由「社會事實」進行解釋。
　　《自殺論》特別以被視為最具有個人屬性的「自殺」行為，論證其所具有的社會根源，其蒐集歐洲各國自殺的數據與人口比例，發現在社會整合強度不同的社會，存在不同的自殺類型，利己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存在個體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集體意識對於個人的束縛較弱；反之，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 Suicide）則存在集體連帶感較強的社會，特別是前現代社會，個體同質性較高，共同遵循集體的價值規範，此種社會性質的「自殺」行為，則是種義務。然而，無論是利己型或者利他型自殺，都無法逃離該社會屬性的支配，Durkheim從而排除氣候、遺傳、種族、地理、個人心理等歸因，開創並確立社會學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分析視角。
　　《原始分類》雖不如《社會分工論》、《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四大鉅著廣為人知，卻是Durkheim跨足民族學材料，尋求更具普遍性的社會理論，並奠定其作為社會學與人類學共同精神導師之作；另一方面，《原始分類》對於土著社會，圖騰制度的分析，予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先行的理論基礎，並衍伸出重建現代道德共同體的基本思路。
　　《原始分類》以人類最為基本的認知能力「分類」作為研究對象，其反對生物學、心理學將其視為人類與生俱來能力，如同附錄Rodney引用Senden所言「當一個天生的盲人，手術後復明，他直接看到的，並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這個現象世界。相反，他看到的只是令他心煩意亂雜亂無章的形式與色彩….唯有通過鍥而不捨的勤奮苦練，才能夠學會對對象進行區別和分類，並領會諸如＂空間＂、＂形狀＂這些詞彙的意義」。

      《金翅－傳統中國家庭的社會化過程》（1977年，宋和譯）是1940年代中國早期經典民族誌作品，最早於1944年以《金翼－一部家族的編年史》為名，於美國出版、1947～1948年則改以《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為名，於倫敦出版。
　　民族誌（Ethnography）組織人類學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第一手材料，呈現文化整體（holism）面貌，不僅是文化現象的簡單堆砌，其中貫穿著作者的文化預設與問題意識。文化元素無法抽離其社會文化脈絡、文化實踐者的生命而獨立存在，促成了社會科學獨特的民族誌研究範式，展現自然生態、社會結構、文化慣習、風俗儀式、親屬制度、人際互動、經濟模式等多元文化因素，所共同形塑的集體性格與個人的精神世界。
　　1940年代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開創者Malinowski，試圖將其方法應用於現代社會的研究，促成費孝通《江村經濟》的誕生；加之，當時燕京大學吳文藻致力於人類學、社會學中國化，發展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連結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經驗之間的缺口，《金翅》亦為此學術背景下的產物。
　　《金翅》是林耀華於1936、1937年於福建省閩江流域黃村，所進行的田野調查成果，描述辛亥革命至對日抗戰期間，該地黃東林與張芬洲兩大家族的興衰史，並以小說形式，連結整體社會文化現象。
　　民族誌小說，不同於作為文學文類的小說，在於其目的的差異，民族誌以解釋社會文化現象為己任，文學小說雖亦存在深刻的社會反思、人性洞察，卻更多的蘊含著創作者的美學目的；另一方面，亦由於民族誌與文學形式的親緣性，使之成為最有「情」的社會科學，得以在宏大的社會理論下，窺見個體的演繹，進而深刻的把握個人的精神世界，如同邁克爾．赫茲菲爾德( Michael Herzfeld)所言，「人類學家，用全部身心去感知他者的世界」。

       柄谷行人作為橫跨文學、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社會等多重領域的思想家，2010年出版的《世界史的結構》，可視為集其畢生思想於大成之作。
　　《世界史的結構》存在多義性的詮釋空間，其中可從三大層面進行理解。一、二戰後，全球史書寫語境下，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二、建立超越西方史觀的普遍性世界史；三、世界史如何指導未來世界秩序的建構。
　　上述三大層面，位於知識邊陲的非西方學者皆曾有過如此恢弘的氣魄，如巴勒斯坦籍Said《東方主義》，回答第一層面；奧地利Karl Polanyi《鉅變》，回答第二層面；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奠基者之一費孝通，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回答第三層面。
　　《世界史的結構》，則試圖整體性的回應三大層面（重建史觀、建構理論、指導實踐），字裡行間，深刻的感受到，柄谷行人身為知識分子，捨我其誰的胸懷。
　　以McNeill《西方世界的興起》（1963）為例，其將世界劃分為，中東統治時代（至西元前500年）、歐亞文明均勢時代（至西元前500年）與西方統治時代（至西元前500年）三階段。其中前二階段，皆為各地域、各帝國林立的區域政治、文化史，仍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直至15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挾其國家重商主義政策，向海外擴張、殖民，並將世界範圍內的疆域，輸出其資本主義政經體制、金融制度、企業組織形式、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產業技術等。

      《政治秩序的起源》延續著1968年杭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反思現代化理論，將現代化視為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引領經濟現代化，進而自發的帶來民主的政治現代化，最終促成整體社會、文化整體的變遷，從而忽略政治邏輯的獨立性。另一方面，福山深化《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政治發展、政治衰敗等理論，並試圖避免「輝格史觀」由現代西方經驗的價值判准，審視自身、非西方歷史經驗，從而導致失真的現象。
　　19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民主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擴張至發展中國家，從而產生適應性的失序現象；另一方面，歐美國家內部的民粹、行政效率不彰等問題，亦引發對於民主政治的反思。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上下兩卷，上卷致力於建構以全人類發展經驗為基礎的政治邏輯、政治發展理論，澄清政治概念、建立政治秩序的判准；下卷則憑藉著上卷實事求是的論證，藉以明晰各國民主失序的根源，重建民主全球化適切的發展路徑。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福山反思啟蒙時期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盧梭、洛克對於政治秩序起源的社會契約假設；現代經濟學過度關注自利、功利作為行為動機；現今歷史學關注於單一事件，從而未能把握整體的因果邏輯；當今人類學迷失於鉅細靡遺敘述的民族誌，從而未能於紛繁現象中，洞悉人類社會的共性與殊性，並建立比較判准。
　　基於人類具有先天生物性與後天社會性雙重屬性，福山從靈長目黑猩猩的社會行為模式，推敲人類所具有的共同本性，生物性非決定人類的發展歷程，但其影響著人類的決策傾向。歸納出一、人類發展之初並非處於霍布斯、盧梭所假定的相互隔離狀態，人類的自然狀態，即具有共同的社會生活，且與自身親屬關係越近的群體，發展互惠、利他行為；二、人類天生傾向於制定並遵循規則，因其有利於降低溝通成本，提升合作效率；三、人類依循規則的原因，主要根植於情感，而非理性；四、人類天生具有暴力傾向，不必然出於資源匱乏的競爭狀態；五、人類不僅追求物質，亦包含他人的認同與尊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