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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犯生」其故事結構的設定，不似「三個傻瓜」存在兩大價值體系（社會民主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辯證框架；而是以新自由主義所形塑的主流經濟社會結構為主軸，深刻的刻劃生活於其中的個體生命樣態。

　　劇中所描繪的泰國私校生態與美國私立名校相仿，相較於一般公立學校，其聚集了社會中政商名流的「辦校基金」，豐沛的教育資源，吸引著各地素質精良的學生，而此所形塑的同儕環境，又激勵社會中的權貴，再行投入財源，為其子女塑造「菁英式的教育環境」。

　　小琳（茱蒂蒙·瓊查容蘇因飾）父親為教師，其職業在泰國的社會地位，屬於中等偏下階級，薪資所得僅夠維持日常生活的開銷；但父親為了給予小琳更具「競爭力」的學習環境，私自幫小琳轉學至「菁英式的貴族學校」。

　　該校校長得知小琳的資質與學習表現均相當優異，因此同意給予小琳學費全免的待遇。

　　小琳的同班同學葛瑞絲（伊莎亞·賀蘇汪飾），雖與小琳交情要好，但其課業表現不佳，考期將至，委託小琳協助課業輔導；但考試進行時，小琳發現葛瑞絲仍無法有效的應付考試，在友誼的牽絆下，替格瑞絲作弊，最終為葛瑞絲獲得滿意的分數。

　　這次偶然的作弊成功事件，傳至葛瑞絲男友阿派（提拉東·蘇帕龐皮尤）耳裡，而其向小琳提出，擴大作弊成員的要求，並答應給予豐厚的報償。

　　此「菁英式的貴族學校」存在兩類型的社會階級，家境優裕，但課業成績低落的富二代子女；學習表現優秀，但家境普通，甚至清貧的中下階層。前者以葛瑞絲、阿派為代表；後者則是小琳、阿班為代表。

　　小琳原先對於阿派提出的作弊請求與報償，感到不以為然，直到聽聞父親為了順利的讓小琳進入「菁英式的貴族學校」，私下給予學校20萬元的「奉獻金」，作為入學條件。

　　小琳憤恨著學校制度複製著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又無法抗拒「金錢」作為主流社會價值判斷的主要尺度，最終答應阿派委託作弊的請求。

　　屢次作弊成功，為小琳帶來大量的財富收入，小琳原先存在一絲的「道德尺度」，已消融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巨大結構之中。此時的小琳意識到，唯有與該結構共舞，而非抗衡，才能獲得通往主流社會所界定的「成功之道」的入場券。

　　阿班與小琳出身背景相似，彼此皆是該校兩大資優生，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得知校園存在舞弊事件，爾後又得知小琳涉入其中，正直的阿班對於作弊行為深感不齒，對於金錢報償，更是不為所動。

　　直到畢業將至，阿派富裕的父母親，誤以為兒子突飛猛進的學業成績，是自身努力的結果，決定將阿派與葛瑞絲送往波士頓深造。「國際升學考試」（STIC）的壓力下，葛瑞絲又連繫起小琳，尋求協助；先前校園內舞弊事件，導致小琳被迫取消競逐留學生獎學金的資格，加上父親的嚴厲斥責下，其對於葛瑞絲此次的請求，持漠然的態度。

　　然而，靈光乍現利用時差作弊的策略、巨額的舞弊報償，為小琳自費出國留學提供條件，在此雙重因素的作用下；最終，小琳決定參與「國際升學考試」舞弊計畫。為求計畫有效落實，小琳需要阿班的共同參與。

　　阿班得知國際作弊計畫後，延續其原先的正直形象，斷然的拒絕小琳的請求。阿派為求計畫成功，私下派打手毆打阿班，使其無法參與校內舉行的國際獎學金留學生資格考試。

　　阿班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深感命運弄人，在「道德尺度」與「個人成功之路」之間相互掙扎著；爾後，無心的聽聞阿派的惡劣行徑後，極度憤慨之餘，亦充分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所形塑的金權結構，個體是難以抗衡的。

　　彷若先前小琳妥協於金權世界的心境轉折，阿班最終選擇加入國際舞弊計畫。

　　遠赴澳洲參與國際考試的小琳與阿班，雖經歷阿班中途被發現作弊，最後由小琳獨撐大局的將後半段的答案回傳至泰國，在種種光怪陸離的波折下，如期的完成任務，阿派、葛瑞絲及其他的「付費考生」，皆獲得高分，順利的申請上國際名校。

　　小琳在此次的國際舞弊事件中，目睹阿班被抓，將終身取消參與國際留學生考試的資格。頓時開始反思起，自己原先的初衷，僅是單純地想努力學習，未來得以成為一名跟父親同樣優秀的教師，那麼同意參與舞弊計畫、連累阿班，又是所求為何呢？

　　小琳帶著沮喪的心情返回泰國，在「價值理性」的作用下，驚覺「工具理性」對於人性的負面作用，因此不願領取其所應得的豐厚報酬（200萬泰銖）。

    爾後，阿班邀請小琳至家中經營的洗衣店碰面。洗衣店外部的招牌、內部的洗衣機硬體設施，皆煥然一新；開啟房門，阿班竟提出持續策畫國際舞弊計畫的要求，要求小琳的加入。

　　這次的立場互惠，令小琳十分震驚。阿班表示，改善家中經濟狀況，即是他努力學習的目的，而這次的舞弊事件，已讓他感受到，資本主義金權結構下，存在有效快速致富的途徑，他又有何抗拒的理由呢？

　　小琳深感失望之餘，拒絕阿班的請求；阿班則要脅小琳，若不參與此計畫，將小琳、「付費考生」的集體舞弊公開。

　　小琳表示：做與不做，我是存在選擇的。爾後，便親身向國際考試組織自首。

　　「模犯生」相較於「三個傻瓜」，對於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主流社會的價值體系，存在較為悲觀的看法，前者主張其力量難以撼動，並強調「階級」因素的主宰作用；後者則樂觀的表示，擺脫「工具理性」，建立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可行性、可持續性。

　　「模犯生」殘酷的揭示著資本主義所形塑的結構性力量，對於個人命運的主宰作用，但同時賦予「個體能動性」，使之存在自由度，選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滲透於個人價值觀的程度。

　　依然可以選擇身居陋巷，而怡然自得；或者，不擇手段的追求「成功之道」。

　　回到現實的「北歐經驗」，其似乎致力於突破上述二元對立的邏輯，消除「模犯生」所描繪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而以「三個傻瓜」藍丘的經濟社會理想為藍圖，達成共同富裕、人才各得其所的可持續社會發展。

　　北歐社會為減緩家庭出生背景對於個人發展的決定性作用，透過育兒津貼、免學費等生育、教育政策，親子間的情感聯繫，並非建立在經濟依賴上的牽絆，使之得以產生最純粹的家庭關係；另一方面，得以降低社會上的階級複製，實踐社會平等，讓個體存在相似的發展機會，得以發揮個體最適性的潛能，得以創造社會上所需的多元人才。

　　「三個傻瓜」法罕的理想是成為野生動物攝影師，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野生動物攝影師的薪資水平，遠劣於名校畢業的工程師，因此遭遇父親反對。職業的薪資結構，如實的對映著社會階級的劃分，從而導致「職業不分貴賤」成為空談。北歐社會的重分配政策，亦是致力於達成實質上的尊重社會上各行各業的價值貢獻者，而非以貨幣作為唯一判准。